摘要
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发生，基于世界本原为“多”的宇宙论，进而在承认和尊重差异性、多样性的基础上，追求差异性、多样性事物相互配合的最优化。由和合的世界观、宇宙论，产生和合的价值观。和合还成为古代中国人处理事务的广义方法论集，包括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中和的方法、忠恕的方法及狭义上的和合方法。和合方法在处理政治决策、学术分歧、理论创新等方面有广泛应用。用和合思想解决当代问题，不能只停留于和合作为理念，而是在充分掌握和应用和合方法解决矛盾、冲突的同时，建立达成和合的落地机制。落实和合思想落地的具体安排、将和合思想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是当前应用和合思想达成理想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
引言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语汇和重要观念。[1]“和合”及相近的“和”“合”“合和”等词语，广见于古代文献和民间文化。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2]一些从事世界文明比较研究的学者，也承认重视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例如著名世界文明史专家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中谈及中华文明时，就指出和谐是中华文明的精髓[3]。
和合文化历久弥新，不仅广泛影响和渗透于传统文化，而且在当今时代有着广阔的应用场景和伟大意义。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多次指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4] 20世纪90年代，张立文教授创造性诠释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和合思想，发表著作《和合学概论——21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用于解决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心灵与肉体、文明与文明五大冲突，为党和国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学术支撑。和合思想也被广泛用于社区、乡村治理，成为当代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内容。和合有着世界观、宇宙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多方面内涵，不了解和合思想，就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底蕴和中国人的致思方式。深入理解和合思想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思维方法和落实机制，是在实践应用中达成和合的必要前提。
一、和合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真正理解和合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内涵，有必要深入到中国人的世界观、宇宙论和价值观上来加以理解。
首先，和合是中国人占有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和宇宙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宇宙论是人们对宇宙本原、宇宙结构、宇宙化生的观点。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讲述了西方的哲学和中国人、印度人的思想，这基本上是人类思想最有代表性的三支。虽然古希腊也存在过像毕达哥拉斯学派讲“数的和谐”，但西方人的主流世界观是根深蒂固地以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为代表的世界观，把世界看作是由一个个孤立的原子构成的。在印度，虽然也存在着以地、火、水、风“四大”为世界构成基本要素的佛教世界观，但在以种姓文化为特征的主流印度文化中，倡导众生平等的佛教文化是末流。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次大陆之后形成的梵天信仰代表着印度人的主流世界观。中国人在世界观和宇宙论上，要么认为天地万物是由五行（水、火、木、金、土）构成的，要么是由气构成的，而一说到气，马上又会分别为阴、阳二气。当然在万物本原问题上中国人也有水本原论，如《管子·水地》所主张的，认为世界是由水构成的，类似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观点，但主流观点上还是认为构成世界的要素是“多”而不是“一”。佛教由世界的本原是多而非一，进而产生“空幻”、摩耶（Maya，意即虚幻）、“四大皆空”的观念，而中国人并不因为构成世界要素的多样性而怀疑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总之，中国人重视和或和合的观念，正是基于中国文化重视“多”的主流世界观和宇宙论。如《国语·郑语》中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老子·四十二章》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和合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基础，没有差异性、多样性，和合无从谈起。但和合的意蕴并不止于此，仅讲差异性、多样性并非就是传统文化所理解的和合。和合不仅是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更重要的，是指基于差异性、多样性的聚合、优化、协作。和与和合的内涵接近，人们将和合两字连用，无非是强调在差异性、多样性基础上的事物的聚合、优化、协作。
以古人所常说的“和羹”为例，并非是多样食材和调料放在一起就是“和羹”（美味的汤）。如《尚书·说命下》说“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和梅都是古人用的调味品，只有运用好不同的调料，才能做出美味的汤。《商颂·烈祖》“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是说若要做出和羹，把肉准备好以后，还要调味到平和适中。《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对齐侯问”，晏子提出处理事情要采取和的方法，“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这段话意思是说，如同做美味的汤一样，要把各种食材、调料、火候运用得恰到好处，食用这样的和羹，人才得内心平和。
古人还喜欢以“和音”为例，认为并非五音（宫、商、角、徵、羽）、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杂凑在一起就是“和音”（美妙的音乐），而是各种音符以适宜的方式配合在一起达成优化的组合，从而显现出美好的节奏与旋律。《尚书·舜典》曰：“夔！命汝典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诗经·小雅·宾之初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左传·昭公二十年》解释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并进一步引申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意思是说，好的事物是通过不同事物巧妙配合达成的，相反，单一的事物不能相互调济、补充。
再比如在当代话语中，当我们说“婚姻和合”时，并非仅指夫妻双方相安无事；当我们说“民族和合”时，并非仅仅指各个民族的相安无事。婚姻和合、民族和合是指夫妻或民族基于亲爱、友爱、团结、合作而显现出凝聚力和坚韧性。当前中国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在国际上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外国学者对和合的理解还多是指承认和尊重差异性、多样性，从而具有更多包容性，这虽然也是和合思想的应有之义，但是离完全理解和合的意蕴尚有一点儿差距。
其次，和合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品评事物的标准。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上追求人生因循天道，也就是人的生活应符合人与天地万物本来面目，在学术上崇尚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也就是力求把握人与天地万物自身的本性、规律。先民在长期生活中认识到，只有符合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性，才最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也正是孔子之慨叹“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所具有的人类文明史意义。由此，既然世界的本原是“多”而不是“一”，尊重事物多样性、差异性才是最符合世界本来面目的做法。《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崇尚和合，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人所禀持的价值观，所以古人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进而提出“和合五教”“五伦和合”“协和万邦”“天人相合”“神人以和”等各种追求目标。相反，违背和合的矛盾、冲突状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利的，容易使人陷入阻碍或耗泄状态。比如，无论是身心不和，还是人际不和，国家不和，都会影响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和合之所以值得人们追求，无非是“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依据和合的价值观，人们寻求达成和合思想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的和合社会，在儒家文化中是“大同”“大顺”之世。在《礼记·礼运篇》中，大同、小康是历史叙事，大顺是未来叙事[5]；在道家是“太平”之世，如《太平经》所强调[6]；在中国佛教是“诸法平等”（《圆觉经》）、圆融无碍的“人间净土”（《维摩诘经》）。政治是极其复杂的文化系统，理想社会治理不是单纯依靠一条或几条理念就能达成的。在价值观上，为实现理想政治，仅《论语》中就提出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宽恭信敏惠等丰富的价值条目所形成的为人与为政的价值谱系。追求实现社会和合的理想目标，不是天天谈论和合、倡导和合文化就能达成的，必须深入研究传统文化价值谱系，理解传统文化价值谱系与达成和合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处理事物要遵循和合方法论
理解和合的关键，不能仅着眼于和或合的字眼，而是要正视差异、冲突、矛盾。有差异就难免有冲突、有矛盾，没有差异、冲突、矛盾，既不会产生和合，也不需要谈论和合、追求和合。以往那种从自然、人类、思维中归纳和合，进而认为和合无所不在的论证方式，并不是理解和切入和合思想的恰当方式。
冲突、矛盾、混乱、无序，并不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古代中国人为了实现和合的社会理想，探索了为达成目标而有必要遵循的正确、合理处理矛盾、冲突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论构成了古代中国人对治现实问题的方法论集，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箱”。
首先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尚书·尧典》记载了尧在帝位时命羲、和两个家族分别掌管天地并“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制定历法在今人看来其意义仅限于有益农事，但在孔子看来，却是开创并确立了人类生活的文明传统：人类生活不能是任性的、任意的，必须认识和遵循人与万物的本性。对这一文明传统的表述，在《易传》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在《中庸》则是“成己”“成物”。了解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性，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在学术研究和处理事物上的方法，在汉代被表述为“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意在要实际研究具体事物以探求事物之“是”——即其本来面目。如前所述，和合在世界观和宇宙论上承认事物的多样性，那么为实现和合，就必须了解具多样性的事物之本性。追求和合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与矛盾，为此就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老老实实承认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破除掩盖问题、文过饰非的学术风气，破除只惟上、不惟实、媚上欺下的工作作风。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学术民主、平等讨论，注重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决策民主、群策群力，建立及时且有效的意见反馈机制和决策纠错机制。和合思想作为方法论，不仅要用于解决国际问题[7]，也要用于解决我们国内的问题，比如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劳资问题、人口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司法不公问题、债务问题等，都需要学术界深入研究解决之道。
其次是中和的方法。“中”的意思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做任何事物都秉持恰到好处、不走极端的原则，也就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做任何事物都要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从《尚书》《逸周书》《清华简》《论语》《孟子》等文献来看，“中”是自尧、舜以来至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治国宏观方法论，同时，一个统治者家族掌握了“中”的方法论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8]。《礼记·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认为事物的本来面目（“大本”）是无过无不及的“中”，亦即是其自身，在实际运用事物的过程中，我们是通过以求“和”的方式来寻求实现求“中”的原则，就如前边提到的“和羹”、“和音”的例子。庸者，常也。中作为做事的原则是“不可须臾离”的恒常之“道”，恒常的也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的，又恰恰是人们难以长久做到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 和不是无原则的放任自流，“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无原则的和如同“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中庸》引孔子的话，认为真正的和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再次是忠恕的方法。怎样在人群中实现和合？古人认为，世界是放大的国家，国家是放大的家族，家族是放大的家庭。家庭是以基于血缘亲情的仁爱来维系的，“亲亲为仁”，仁爱是道德的根基，也是构成一个“仁民爱物”的和谐世界的基础。一切伟大的思想和宗教，都以不同的话语和方式倡导人类个体之间的爱。在儒家看来，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与物，在方法论上可将“忠恕之道”作为为仁之方。忠是尽己，为他人着想或做事而不遗余力，竭尽自己。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人和人打交道，要学会将心比心的思考方法。我们讲双赢、多赢，都必须依照忠恕之道的思考方法。
最后是和合的方法。上述方法论，从广义上说，都可视作和合方法论的一部分。下面谈一谈狭义的和合方法。和合作为方法论，首要是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上，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本就是充满差异、冲突和矛盾的世界，这是事物的常态和本来面目，“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其次，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尊重多样性，依靠和借重多样性，成就多样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只有单一的声音就不会有美妙的音乐，只有单一的颜色就没有美丽的文采，只有单一的味道不成其为美味，只有单一的事物就无需辨别，从而也就不会有丰富多彩的世界。第三，了解事物发展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道理。“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第四，将多样性、差异性视作片面性，从众多片面性中寻求和把握超越片面性的整合性。第五、和合是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单纯的差异、冲突和矛盾，并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人们之所以追求和合，是因为事物达成和合的状态才符合人的需要，才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此，人们不断地探求事物的本性，不断尝试建立合理、合适的安排，来追求构建人与万物相互之间最优结合方式。
三、古人运用和合方法的经典实例
古代中国人崇尚和合，讲求和合，自觉地运用和合思想方法去解决问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典案例。我们试举三个方面的经典案例来了解古人对和合方法的巧妙应用。
《国语·郑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那段有名对话，缘于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两人讨论的问题是“周其弊乎？” 史伯认为周王朝的政治衰败是明显而必然的，原因在于周幽王在政治上“去和而取同”，具体表现是“好谗慝暗昧”，喜欢听赞歌、吹捧。正如事物的发展“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政治上的好同去和，听不得不同意见，见不得呈现问题，结果是“天夺其明”，无法正确认识施政的后果，无法建立有效的决策纠错机制，政治的衰败无可避免。周幽王是周代的第十二任君主，死后谥号为“幽”王。谥法上“壅遏不通曰幽”，政治上违背去同取和的和合方法，去和取同，是其政治昏暗的根本原因。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对齐侯问”，晏子讲解了在君臣关系上如何运用和合的方法，正确对待和同关系。“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在讨论政治决策时，臣表达与君不一样的观点，包括相反的观点，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政治对立或者君臣不和，而应当从完善决策的角度去理解。不同意见是为了克服决策的片面性，追求决策的全面性、合理性，是为了将工作干好、将事情做好，是对本职工作负责。
古人讨论君臣关系的原则，可以广泛借鉴于我们今天如何对待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合理表达对上级决策的质疑、批评往往困难，尤其是当一个单位里在上位者好大喜功，喜欢下属吹捧、逢迎，致使溜须拍马之风盛行的时候，说真话、说实话、谈问题成了非主流，表达不同观点会担心遭到领导者滥用权力党同伐异、打击报复。这都是在公共生活中缺乏和合风气、缺失和合思想落地机制的结果。准确理解和合的内涵和方法，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才能避免一方面言必谈和合，一方面同而不和大行其道的悖谬做法。
（二）以偏全之辨看待学术分歧问题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如何从学术上合理地总结诸子百家的学术？《庄子·天下篇》和《荀子·解蔽篇》分别为我们展示了古代学者自觉运用和合方法总结百家争鸣的经典实例。
《庄子·天下篇》综论天下学术，相当于一篇学术史的论文。《天下篇》认为，古之道术为一，即以六经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如今却是“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相对于古人整全齐备的“道术”，诸子百家的学术可称为“方术”，特点是“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曲，指的是局部、片面，不完备、不全面。但是《天下篇》并未否定“方术”的合理性和学术贡献，认为墨子和禽滑厘一派，彭蒙、田骈、慎到一派，关尹、老聃一派，庄周一派，惠施、公孙龙一派，无论是哪一派，虽然学术主张不同，但是都属于“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是古代道术在当代延续的一个侧面、一种显现。《天下篇》提出“道术”和“方术”两个概念，来解决百家之学的“偏”“曲”问题，将“不该不遍”的“方术”看作是整全齐备“道术”的显现。“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是学术发展的必须趋势，但我们可以通过和合的方法，于“方术”中去追求和把握“古之道术”。
《荀子·解蔽篇》认为“心术之公患”在于“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人们在看待事物的方法上容易陷于片面而遮蔽了对事物背后道理的认识。“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以当时学术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为例，“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篇》将全面继承和弘扬“周道”的孔子看作是“仁知且不蔽”的典范，将诸子学术看作是“道之一隅”，解蔽是克服学术片面性的方法论。《荀子·非十二子篇》点评了当时它嚣、魏牟、陈仲、史鳟、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十二个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认为他们的学术观点都存在在谬误，流传的后果都会“欺惑愚众”，但也承认这些观点都“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荀子·解蔽篇》与《庄子·天下篇》在总结诸子百家学术的方法论上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强调在追求大道、“大理”的学术研究中，充分体现和合的思维方法，将不同学术见解看作是通向整全认识的一个部分，肯定每种学术合理的部分，并不因学术见解的不同而全面否定对方。
（三）用和合方法来综合创新解决学术理论难题
前述案例是如何运用和合方法来看待存在分歧的不同学术主张，这里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运用和合方法来解决聚讼纷纭的学术理论难题。
实例一是张载、二程对于儒家人性论的综合创新。
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以来，儒家关于人性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看法。比如《孟子》书里有记载了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有性善，有性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和化性起伪说，扬雄提出人性善恶混说，董仲舒、刘向等人提出性三品说。
如何从理论上折衷各家，对儒家人性理论提出一种合理、深入的见解？唐代的韩愈最早试图通过综合各家的说法来完善儒家人性论。他在《原性》一文中认为，孟子、荀子、扬雄各执一端而遗其二，他如今来个综合，讲“性之品有三”。有意思的是，从韩愈到宋代理学家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汉代早有一批学者已经讲过性三品了。
韩愈综合而来的性三品论，在宋代学者眼里并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在他们看来，从人的现实性差异角度来讨论人性，把人与人的差异归结为三品并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因为从现实差异性角度立论，岂止是三品，纵使千品万品也未必能尽，但是他们却高度重视韩愈在《原性》里所说的“其所以为性者五”，韩愈强调了儒家无论是说人性，还是说人性善，“性”与“善”都有着“仁义礼智信”的实际内容，非是泛泛、空洞讨论人性或人性善。
张载和二程分别就以往的儒家人性论给出了新的综合。早在荀子就已明确指出，知觉是人和动物都有的本能，并不是人禽之别，“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张载在《正蒙》中提出“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必须就现实生存着的、有血有肉、有食有色的具体个人来谈论人性，不能脱离开有着饮食男女需求的“生民”来空谈人性。同理，不能脱离开有知觉功能的人的认识器官来谈论人的义理之心。张载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概念，认为人与生俱来的先天之性落在人作为具体生命体所拥有的气质之性，活生生的人总是面临回归先天善性的追求至善与饮食男女的“攻取之性”的冲突之中。
二程采取张载的观点，喜欢讲“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在总结儒家传统人性理论时，二程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二程遗书·第六》）这段话的亮点在于后面“二之则不是”这一句。单纯讲人的性善而忽视了人性中的不善，或者单纯讲人性中的不善而忽视了善性，都是片面的认识。人之所以为人，有着与生俱来专属于人的善性，同时要看到由于人生禀气的原因，人在现实性上存在着差异和不善。
在肯定韩愈“所以为性者五”的基础上，二程又明确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性即理”的内涵非常丰富。内涵之一是人性来源于天理，理学对此以元、亨、利、贞和五行为中介有一番详细的论证。内涵之二是指出所谓人性，人性即是天理，天理即是纹理、条理、道理、义理，即是人有仁、义、礼、智、信这些看待人与对象世界的条理、义理。人具有这些条理，人就具有人性；丧失了这些条理，也就意味着人失去、泯灭了人性。可以说，“性即理”这一命题深化了儒家对人性问题的认识。
实例二是刘宗周用和合方法解决道学和心学工夫越讲越繁琐的工夫论。
对于程朱和陆王及双方后学越讲越繁琐的修养工夫论，刘宗周认为其共同问题是越讲越支离，越讲越割裂，越讲越偏失。陆九渊、王阳明批评朱子的为学进路有“支离”之病，刘宗周批评阳明“四句教”讲心、意、知、物亦是徒增割裂。道德修养的进路和学术研究的进路完全是不同的进路。学术讲明遵循的是不断分析的进路，而道德修养却是不须分析、一时全体呈现。无论道学，还是心学，都存在把道德修养当作可以脱离日常具体生活而单独修行的危险，比如提倡所谓“默坐澄心”与“体会未发时气象”。刘宗周主张回归《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宗旨，将日常生活中，凡是有关道德的事件，都视作是一次个体身体力行“慎独”的事件。所谓道德修养无非是处理好每一次“慎独”的实操，“慎独”并非是朱学或王学所津津乐道的工夫论，而是行处语默无不处其中、“时中”的方法论。中和的方法属于广义的和合方法。圣贤教给我们的是处理日常生活的智慧和方法，而不是理学所参悟的修行和工夫。
综合程、张与刘宗周的实例，我们似可归纳说，古代思想家善于运用和合方法总结和处理众说纷纭的复杂理论问题。他们并不是像韩愈那样简单地归纳和综合不同意见，而是认真考察和思索每一种意见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并试图拨开迷雾，正本清源，回溯问题本身，从问题的源头寻求解决之道。
四、实现和合的机制
首先要以古鉴今，了解古人将和合落地的具体机制。所谓机制，就是将理论和方法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安排。理想社会治理的达成，必须要以具体的机制来落实。古人讲求和合，早期具体的落地机制是规范日常生活、无所不在的礼仪制度。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一脉相承，以礼治天下。《礼记》反复强调，“礼者，理也”“天理之节文”，礼不是任意制定的，反映了人们对人类生活所应遵循的条理的认识和归纳。礼的一个特点是讲究，无论是“《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还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申明的是礼制盛大而详细，生活的细节都有仪式化、精制化的详细安排。我们当代生活中，由于传统文化传承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断裂，文明礼仪教育缺失，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的变迁，当代制礼的事情很少有人过问，无礼可循是普遍现象。除了礼仪之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需要有其他更多的制度，有些属于成文法，有些属于习惯法，都需要继续进行制度建设。
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经常会听到一种学术议论，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只重视议论，不重视落实，尤其是不注重制度建设。事实上，中国古代是世界上少有的最重视制度建设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有的制度最完备的国家之一。以明成祖永乐十四年由黄淮、杨士奇等封敕编著的《历代名臣奏议》为例，其细分64门，讨论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的政策与制度问题。由于在教育训练和学术研究中学科限制的原因，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往往不甚了解中国传统制度史。
当前从和合理念出发，学术界对于世界、对于人类未来、对日常生活提出了许多充满美好愿景的畅想。这些美好的愿景如果不想止于空中楼阁的话，都是需要探讨和提出相应的落地机制，也就是具体安排。这些研究中尚为缺失的内容，毫无疑问将成为进一步深化和合思想的难点和创新点。
其次要重视和合思想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和合思想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有的时候可以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有些需要我们通过对中介（社会科学）的研究，并通过社会科学这个中介的创新和传导，最终落实到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当代社会生活各种制度建设的理论依据。当前学术界将和合思想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业已取得不少成果，和合管理学、和合经济学、和合道德学、和合学与人工智能、和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合城市学等均有专著论述。和合思想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也是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经验，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图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极佳切入点。
和合并不是孤立的理念，而是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和合不过是通向传统文化百花园的众多入口之一。和合的实现有赖于我们深入研究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掌握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和合方法，并通过与社会科学和社会决策的结合来努力达成和合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1] 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2]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3]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75页。
[5] 倪超：《〈礼记〉政治哲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
作者简介：潘帅，教育学博士，中华女子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讲师；彭永捷，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和合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
原文刊于《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