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合”观念生成的独特气质，培育出中华文明“共生传播”的基本形态。“和合共生”既内含着我国“以和为贵”的价值遵循、“天人合一”的终极理念，也彰显为世界多元文明主体、多元文明时空有机联结、和谐互动的实践形态。“和合”将“和”之理念与“合”之行为整合，在中华文明传播过程中，成为中国人的核心气质禀赋，并指引着我国开展各领域的“共生传播”实践。同时，“和合”为塑造中国形象与民族气质提供理念支撑，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引 言
“‘和合’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从词语组成来看，“和合”作为“和”与“合”的集合，内化着中华文明中“和”与“合”的思想内涵。在传播语境中，“和”侧重于社会传播的价值观念层面，“合”则侧重于社会传播的具体操作与形态演变层面。可以说，从“和”与“合”共生建构而来的“和合”，表征着中华民族对于修身之德、齐家之道、天下治理等不同场域、层面的观念与追求。“和合”以“和”与“合”的共生交融，既能弥合“和”的抽象性与理想性，也能消解“合”的强权性与绝对性，显化为中华文明意涵的和而不同、以和为贵，进而实现合心合德、合而为一“和合共生”的中华文明“传播气质”。
2021年10月2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和合共生”这一话语表达，强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将“和合”理念指向“共生”的具体实践。“和合”从一种哲学理念走向具体的行为实践，便体现为“共生”——即追求主体内部与主体间性的和谐互动。“共生”相较于传统的“生生”，更侧重不同传播主体、不同传播关系的“共”，指向当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呈现着明显的现实倾向。可以说，“共生”作为当代话语实践，是对“和合”理念基源的呼应，也是对“和合”、“生生”等传统话语的现代性演绎。
整体而言，“和合”作为一种传统理念，可以视为中国传播思想的里程碑式突破，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自我认知、民族交往等方面。“传播考古学”是“对中国古代传播媒介和传播现象进行的一种正本清源的研究”，也是传统“考据学”、“训诂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转化与发展；“解释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中国的汉字里面包含了很多古代人的思想文化的密码”。本文以传播考古为视域，从“和”与“合”的文字考据入手探究其背后的传播理念，这对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都有重要意义。
二、“和合”之“和”：“和”的传播考古及展演
我国自古尚“和”，“和”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与“中”之概念相伴相生，“中”有地理之“中”，但更多强调文明主体是生命活动的内心之“中”，即讲求内心秩序与道德感的建构，而“和”是中国人共同的气质涵养。若将“和”看作一种观念、旨求，那么“中”是“和”的基本衡定与具象表征，“‘中’本身便为协调社会上下关系、调适主体身心的内在之道”。因此，在“和”的观念建构中，“中和”是其完整的话语演绎。文章将对“和”的话语生成及其背后的传播逻辑进行探究，对其所彰显的“中和”思想、传播观念进行整体性篦梳，并从话语符码到本质意义过程性分析“和”的传播形构，以深入阐释作为传播气质的“和合”何以建构。
（一）传播考古的“和”及其意涵
“和”在中华文明的传播中，作为一种观念性表达往往与各种意象符码结合，进而实现信息的传递、关系的建构与意义的分享。例如，在“修身”这一命题中，有“和光同尘”的表达，将“和”与“光”等意象结合，阐述修身的具体要义与旨趣；在家庭、婚姻中，更有“琴瑟和鸣”，以“和”的观念附着于“琴瑟”意象上，表达对和谐夫妻关系的诉求；在组织及政治范式中，更有“和衷共济”、“上和下睦”、“燮和天下”等表达。可见，“和”深嵌在中华文明实践中，形塑着中华民族的底层逻辑与气质。从对“和”的传播考古来看，“和”作为一种观念性、抽象性话语，其所指涉的面向也非常丰富，对自我（身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形态皆有所达。
《四书章句集注》有言：“和也者，天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华民族的深层观念中，“和”一直作为万物生发与运行的大道，是内嵌在“天—地—人”结构中的主体在传播活动中共同遵循、共同秉持的根本气质。《说文解字》将“和”解释为“相应”之义，即强调不同主体的有效互动。《广雅》将“和”直接指向“谐”的社会互动形态的达成，有“和，谐也”。《礼记》将“和”的含义从表层的互动形态与效果旨求推向更深层，真正触达到观念层面，指出“和”之本质是“发而皆中节”（《礼记·中庸》），即主体内心深层本真的、和谐的情感力量。可以说，“和”是主体在社会传播场域（包括自我传播在内）中“思无邪”的内在观念生发，其内在观念自然地演化为行为与实践形态。
“和”也指向一套完整的传播机制。从自我传播来看，“和”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交流的调和与外在的传播气质的显示，如《道德经》中“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便闪烁着中华民族修身之智慧与内向传播之思想，即以“和”的思想准则来指引和衡定主体的生命活动。中华民族在“和”的引领下的生命实践也进一步形塑着中华民族“尚和”的气质，并彰显在不同维度的传播活动中，如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所言“其为人贤而有材，志刚而气和”，其中“气和”便说明“和”已经成为主体之气质，深刻地参与并影响着主体的生命关系与生命活动的开展：其一，“和”指向“共同体”关系的建构。“和实万物”强调在尊重不同主体性的前提下，达致关系共生与主体共生。其二，“和”嵌入“德性交往”、“德性传播”之中。《周礼·天官·大司徒》有言，“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左传·隐公四年》有“以德和民”，即“和”作为六德之一，渗透在礼乐文化中。其三，“和”是传播主体实现“和谐互动”的“共生”。《礼记》记载，“阴阳和而万物得”（《礼记·郊特性》），“阴阳”一般指代宇宙中各自独立又彼此对话、互动的关系双方，其中“和”呈现出了阴阳交会中形成的一种抽象化、“和合共生”的理想交流状态。其四，“和”的外向实践从主体间性、主客双方延展到社会以及“天—地—人”思维传播场域。《尚书·周官》记载，“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其中“和”就作为君主与子民等理想关系的象征。
总之，“和”蕴含着中华民族关于理想状态的想象与追求，凝结成中华民族深层的生命观以及行为观，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内在自我传播与外在关系传播、大众传播等活动的具体交流、交往理想形态的表征。可以说，通过以“和”化行、以行践“和”，“和”已成为中国人进行中华文明实践与理念的终极化身。
（二）以和为贵：作为观念的“和”及其展演
“和”与“中和”的价值观念深嵌于儒家思想并贯穿始终。《论语》中“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记》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都指明在礼乐文明与秩序中，“和”是最本质的价值追求，无论是自身传播层面的礼义廉耻，家庭与人际传播层面的知礼知节，还是国家政治传播层面的“以礼示之”、“修礼达义”，归根到底都是追求“和”，追求实现自我、家庭、人际与天下的“和谐”。
首先，“和”集中体现为“和实生物”思想，是中国人整体宇宙观的凝结。一方面，“和实生物”的话语表达映射出了中国人认知与践行理念中的“传播模式”——共生传播，即虽然宇宙万物各有差异，但其以各种关系形态“共生”于共同场域之中，彼此和谐共存。另一方面，“同则不继”表明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和”与“同”往往互为比照存在。以比较视野考察二者的内涵，可以看出，“同”强调的是差异的弥合，而“和”强调在差异性基础上，不同主体依然可以共生交往、各得其所。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和”也经常易与“同”相混。如果说“同”是追求一种不容“异端”的同质化、单一化形态，那么“和”就是在尊重差异、承认矛盾的前提下的一种和谐共处、共生。相较于求同，求和更能推动文明永续发展，不断繁荣，这不仅推动着我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深刻展现着中国在世界场域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文化国际传播的智慧与方案。
其次，“和”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具有实践指向性的方法论。“和”在中华文明的传播体系中，细分着不同的观念层面与传播形态。首先，就传播主体而言，“和”的传播观念尊重不同传播主体的多元与差异，即“和而不同”。而“和而不同”的反面则是“同而不和”，即《论语·子路》中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以说，中华文明“和”的传播观念充分体现了传播主体的差异性，是彼此共生、彼此对话的和谐状态，而非单线式、权力输出式的传播倾向。其次，就传播过程而言，“和”的传播观念表征为一种对过程进行规范与控制的秩序，具体手段便是“礼”，即“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在“礼”的施行过程中，用“礼”之主体践行“和而不同”的传播观念，以形成自我身份认知与社会交往秩序的基准，使得主体的实践活动得以和谐进行。最后，就传播效果而言，“和”追求的“不偏不倚”指向于“中”，呈现出“中和”状态，即“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不同主体在其生命传播活动的开展中可以各安其命、各得其所。
可以说，“和”是中国社会实现稳定久安的重要基础与理性规范，是中国人实现个体与集体生命超越的哲学内核。“和”的观念贯通于“修身—齐家—治国”整体生命追求过程，建构、形成的“仁民爱物”、“亲亲尊尊”的人际相处准则，并成为中国人生命哲学核心以及中华文明传播实践的基本气质。
三、“和合”之“合”：“合”的传播考古及展演
因和而合，以合显和。“和”作为一种传播观念，具体指向某种传播行为，而这种传播行为使得不同传播主体、不同传播要素共在、共生并合为一体的“合”。《庄子·达生》有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和实生物”的“和”的观念需要藉由“合”的传播行为与传播实践来实现；《荀子·论礼》则言，“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进一步讲，“合”使得天地万物实现和谐发展，并让“和”的传播观念成为可能。而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也都充满着“合”的传播实践，如秦始皇“天下归一”的大一统实践，以及当下“合则成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共同体实践，都体现了“合”的具体行动形态。
（一）传播考古中的“合”及其意涵
中国传统思想中自古有“凡事合则成，离则败”的观念。从传播意义上的“训诂”来看，“合”一般为不同物体、不同主体之间的“结合”，有明显的行为指向，在《说文解字》中，“合，合口也”，指出作为身体之口所出现的“闭合”动作，而《周礼·媒氏》《诗·大雅·大明》中也提到“合”，并指向关系传播情境中不同主体的“结合”动作，即“得耦为合”、“天作之合”。除了自我与人际的关系场域，“合”的传播行为还指向组织与群体，即《庄子·达生》中的“合则成体”，《周礼·秋官·司仪》中的“将合诸侯”以及《荀子·非十二子》中的“合群者也”等。从这个层面来说，当下中国在国际场域所阐发的“共同体”理念、所建构的“共同体”形态，也可以说是“合”行动形态的创造性应用与时代性演绎。而“和合”在“和”的基本传播观念与“合”的基本传播行为的结合中，将两者的内涵意义与话语张力实现融通，日趋演变成中华文明的传播逻辑与传播气质的标识。
在中华文明语境中，“和”与“合”往往相伴相生，甚至多数时候是互通的。孔颖达给《礼记·郊特性》中“阴阳和而万物生”注疏时提到，“和，犹合也”，指出了“和”与“合”的相生与相通。从“合”的基本含义中也能窥测到，其作为一种行为与状态所蕴含着的丰富意涵。一方面，“合”的“结合”有不同个体、不同对象价值观念、行为气质的“相合”、“契合”之义。如《尚书》所言“襄我二人，汝有合哉”，强调不同主体性情与品德的契合，具有明显的情感传播、人际传播等指向。另一方面，“合”的“结合”还有群体性、不同对象的结合、聚合之义。如《呂氏春秋·孝行览·遇合》中的“合大夫而告之。”此外，“合”还有不同主体的交战、交锋之意。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也经常出现“合”的话语表达，如《左传·成公二年》便有“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同样，《论衡·福虚》中也有“今宋楚相攻，两军未合”，这些表明“合”在战争关系中指向与不同战争主体的交锋互动。
“合”是“和”的传播观念的具象化，是更加侧重于行动层面的主体互动、相交，蕴含着不同主体之间如何实现相互交往、有机联结的深刻内涵。“合”的行动实践是旨达“和”传播效果的必由之路；如果说“和”体现了对“差分性”的尊重， “合”则表现为对“合一性”的追求。当下数字媒介生态的发展，使不同文明传播主体得以跨越自然与地理壁垒，在形式上实现共在，可以说，通过数字媒介的深度嵌入与融合，人与人可以随时互动，共在、共话、共治的“地球村”形态已然形成。同时，我国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深度契合“地球村”的当代传播语境。更进一步，无论是“地球村”概念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与中华文明传统“合”的思维呼应——即不同主体通过一系列活动，深化主体意识与情感联结，并最终“合为一体”，持续深化“共同体”形态。
总之，“合”作为“和”观念的行为表征，有深刻的传播意涵，在当下“共同体”建构、深化等实践中也彰显出重要的时代价值。可以说，“合”的传播行为深刻嵌入中华文明中，中华民族作为尚“和合”之民族，在内外的文明互动过程中，无一不遵循着“合”的行为基准，强调通过不同主体的交流与互动，跨越地理空间、政治空间等沟壑，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共生，使得人类整体通过“合”的传播行为真正成为互嵌、互鉴的“共同体”。
（二）合则成体：作为传播行为的“合”及其展演
从中华文明内外传播维度对“合”的具体形态进行探析，可以发现“合”的丰富实践展演。“合”内含着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实现个体与个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彼此共赢、美美与共的基本行为，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得以实现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统一性与和平性传承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内向维度来看，中华文明一直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意会”，其中的“意会”便是一种“意合”的行为；同时，中华文明的传播语言——汉语也是一种“意合”为主的语言符码。这使得中华文明的传播更加强调“主体心性”的回归，即主体之“意”与宇宙万物之“媒介”产生会通、感应，诸如“仰观宇宙”、“俯察万物”、“内省不疚”等命题，都是通过“合”的传播行为来实现主体的“天人合一”以及对生命的超越。李渔在《闲情偶寄·演习·教白》中有言：“此中微渺，但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国传统的“意会”观强调通过主体的感知能力，实现与外物、与他者的深度链接，这也是“合”在内向传播范畴的深刻实践展演。在王夫之看来，人的认知的产生本质上是“和合”的过程，即“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耳与声合，目与色合，皆心所翕辟之牖也。合，故相知；乃其所合之故，则岂耳目声色之力哉！”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胸有成竹”是一种创作主体与客观物象的“意合”的传播实践，即与天地参、与万物参的“天人合一”，正是这种“意合”既使得主体的艺术人格得以彰显，也使得创作作品更具情感力。再如当下作为推进民族工作主线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可以视为中华民族主体的一种内向传播实践，需要思考如何在民族内部实现“意合”。
从外向维度来看，“合”的传播行为指涉也甚为广泛，如在婚恋与家庭传播场域中的“天作之合”（《诗·大雅·大明》）、“妻子好合”（《诗·小雅·常棣》），政治传播场域中的“将合诸侯”、“合纵连横”（《周礼·秋官·司仪》）以及社会传播场域中的“合群者也”、“不谋而合”等，都寄托着中华民族希望通过主体“合”的外向传播实践，来实现一种主体关系、生存与生存状态的“和”。以“合纵连横”为例，其本质也是以“合”的行动思维为主导，通过对强弱等不同势能的判断，联合并组成共同体，来保证实现自身战争利益的最大化，是中国人“和合”传播观在特殊场域的呈现。进一步讲，“合纵连横”核心便是“合”，“合”意味着不同主体通过寻找和确立共同点，来实现关系、力量与利益的整合，最终组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同样，“合”的智慧也深刻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即中华民族通过“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等普世价值观的阐发，建构起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共同体”形态，进而培育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的世界环境，增进全人类命运与共的文明共识，使得全人类更深入地“合力”共建共有家园。
四、和合共生：“和合”话语生成及其展演
“和合”已然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文化基因与气质禀赋。“尚和合”的取向深嵌在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中，不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与国家，“和合”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气质，深刻影响并推动着中华民族对内、对外的交流与实践活动。
（一）气合有形：“和合”话语生成及其传播意涵
基于传播考古视角，虽然“和”与“合”的内涵一致，但各自的传播侧重还是有所差别。“‘和’为‘合’提供了可能，‘合’是为了求‘合’，两者汇聚而形成‘和合’文化。”“和合”作为合成词，或者一种联结的概念与话语始见于春秋时期，《国语·郑语》中将“和”、“合”二字进行合用，用来指代一种“和谐”、“共生”的形态，即“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国语·郑语》），通过实现社会场域中“五教”和合，便能旨达百姓的安居乐业、社会的礼乐有序。
另一方面，“和合”也作为一种核心的“传播观”，深度观照着中华民族对于各种关系形态的旨求。首先，生成了一系列“和合”内涵关系的传播话语，如“天人合一”、“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等，其中“和合”也指向了“气”。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气”是宇宙的本原，是化生万物（即“万物之始皆气化”《二程遗书·第五》、“在天化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素问·天元纪大论》等）与承载万物（即“万物皆乘一气”《淮南子·本经训》）的元媒介。其次，“气合而有形”（《素问·六节藏象论》）。“和合”之气可视为指引中华民族进行生命活动，产生生命之“形”的凭依；同时，在中华文明的传播中也深刻显化着“和合”的气质禀赋。最后，“和合”之气作为宇宙生命体的原始物质，也使不同主体的“共在”、“共生”成为可能。
总之，“和合”传播气质使中华民族在尊重中共生，在共生中不断“生生”出具有新质的、独具中华特色的智慧方案。张立文认为，“和合是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在当下，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以“和合”的方式参与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展演。可以说，和合而成的“共同体”展现着中国独特的分中求和、异中求和、保合太和的基本理念，是承认和尊重不同主体差异的共生思考，是“各种差分的存在者的和合，即多元的、多样的、多面的和合”。
（二）共生传播：作为中华文明传播气质的“和合”及其实践展演
在中华文明视域下，“和合”与“共生”相伴相生、互为补注。“共生”的底层逻辑是“合”，即实现不同主体、不同关系的“合”——经历共在、共存并达致“共生”；“合”又对应着“和”，因此，“共生”最后的现实价值指向了“和”，即实现“和谐”、“和美”的关系状态。而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中国基于“和合共生”的话语，推进构建“共同体”理念，以“共生”的形式达致“和合”的效果。习近平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说，在当下“和合”的传播气质与“共生”的传播实践已然融结为一体，“和合共生”推动着中国各“共同体”传播实践，也成为他者理解中国的关键矢量。
“共生”作为实践模式，是对“和合”气质的深度诠释。“和合”本质上反对绝对的“同”与“一”，而强调“生”；“和合”指向一种超越“同一”的和谐——即“共生”，彼此融通却有主体差异，在差异中实现和谐交往。“‘共生’ 不仅是传播形态上的互为建构，也内蕴着共情传播，跨越国家、种族的隔阂，通过共情建立起纽带，由共情达至共识，在共生、共情中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共生传播模式强调的是在“和合”观念下，不同的元素、主体以及不同文明系统之间联结成为一个有机协调、和谐互动的整体。换言之，“传播即是交流、交流是动态的、互动的”。“共生传播”除了强调联结与互动外，还突出“生”的“生生”涵义，即传播是动态的、发展的。因此，“共生传播”强调以发展的眼光、以创新的思维看待不断变化的文明要素与传播语境，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特性，古与今共生、互照，在返本中鉴今、在既往中开来，整合出一套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的传播形态。
“共生传播”既强调对空间范畴上不同民族、国家与文明主体的尊重，主张跨越壁垒、超越差异的和谐往来，同时，也强调对时间范畴上人类历史的尊重与超越，汇聚人类文明智慧，构建具有时代性、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交往与传播模式。“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也决定了中国秉持“和合”的传播气质，践行“共生”的传播形态。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 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他进一步强调，要在当下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中“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和合’理念表达了中华文化的人文情怀构建，‘和谐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求和平、求发展的普遍愿望。”
当下，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情境，去探究其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的基本精神气质，“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与观念流变”，以更好地观照和处理面临的话语困境。只有以“和合”气质为凭依，坚持多元主体的“共生”，才能更好地实现包容、开放、和平的文明交流与互鉴。“和合共生”是中国“天地人合一”思想的演化，是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发展及传播规律的深刻认知与总结。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和合共生”理念参与到中国智慧与方案中，推动各民族携手共建美好家园，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与深远发展。
作者简介：韦俊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该文章曾作为2023和合文化全球论坛的交流文章，入选论文集，后经作者改动，刊于《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第134-1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