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百年大变局之下，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传播格局重组，中国战略传播能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面临深刻变革。和合文化不仅为解决当前战略性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智慧，更蕴含着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国的战略传播需要从战略层面升级传播理念，在持续提升国际传播效力中强化其“和合善治”价值观的交流与共享。基于此，文章梳理了中国战略传播的发展现状、具体实践经验以及资源优势，立足全球战略传播的发展与实践，以期为推进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机制改革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研究以推进“和合善治”价值观为核心，从虚实混融的战略空间、多维交织的战略主体格局、战略渠道的协同网络、基于和合价值观的战略叙事、战略受众的效果与反馈五个维度构建和合善治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研究旨在提升战略传播体系与国家战略的适配度，建立国际间的价值认同，为达成国家战略目标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和战略合作机制。
关键词：和合善治；战略传播；价值理念
战略传播概念源于西方，战略传播实践也早已开始于西方的军事与战争领域，发展到今天，许多西方国家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战略传播体系。西方对战略传播这一概念的定义最早的共识为：“组织有目的地使用沟通来完成其使命。”
随着时代发展与语境变化，战略传播的概念逐渐丰富和完善。21世纪初战略传播被引入中国，且仅限于企业战略传播。相对于西方战略传播的发展进程来说，中国战略传播起步较晚，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构建完善的战略传播体系。而面对当下复杂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我国需要以战略传播作为关键手段来应对挑战，提高国际舆论话语权，在全球对话中掌握主动权，因此我国需要构建完善的战略传播体系作为其支撑。习近平总书记也在2021年5月31日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首次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若要构建中国自己的战略传播体系，首先需要明晰的是战略传播在发展过程中“随时代语境和媒介生态的变迁进行适应性演化的特征”以及差异性特征。其中差异性是指在不同文化语境、经验传统中，战略传播具有差异性。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时，需要着重考虑的是战略传播的在地化和本土化，以及时代与技术的发展变迁对战略传播的影响。此外，也要注重对全球战略传播发展与实践的梳理与分析，以期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借鉴。基于此，本研究主要讨论并解决的问题为：第一，中国战略传播的发展现状、实践经验与资源优势；第二，全球战略传播的发展与实践；第三，从哪些维度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
一、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构建的基础建设
要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首先需要分析其基础建设情况，即把握其所处语境、掌握资源优势、总结实践经验。具体来说，第一，厘清战略传播当下的全球发展现状及其所处的时代语境；第二，分析中国有何种理论或文化理念资源为战略传播的在地化发展提供土壤；第三，总结有哪些实践经验可为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一）战略传播的数字文化转向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语境下，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在进行频繁交往与对话，国际矛盾也因此蔓延到各领域，不仅在政治对抗、经济封锁、军备竞赛等方面，也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空间中。在这种背景下，各国进行全球交往时在战略层面的决策和选择尤为重要。从认知角度切入应对全球交往中的矛盾与竞争也成为各国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其带来的结果是人工智能技术成为重要的国家力量，在对其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投入了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力量，并注重从认知层面对竞争对象进行渗透与争夺。从这个层面来说，人工智能竞争和认知争夺是互构的。在这种语境下，国际战略传播也发生了向数字文化的转向。
数字与文化的转向是互惠共生的。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基于技术的“高科技新冷战”开始爆发，“与过去300多年的3次科技革命不同，面对第4次科技革命浪潮，各主要经济体都把科技变革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核心能力，并重新构建国家安全战略”，如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更新了相关战略文件。且各国在其国际战略传播中也都意识到人工智能高科技技术的重要性，在进行争夺的同时也对其充分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往更加频繁，世界各国基于文化不同产生的认知差异也愈加凸显。这种认知差异也需要在战略传播中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来进行弥合。在这种数字文化转向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战略传播中主要依靠抢占技术主导权甚至依靠技术霸权来进行认知争夺，致力于实现本国发展的目标，秉持本国优先的主导思维进行战略传播。而中国则在战略传播的数字文化转向中展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动准则，原因在于其脱胎于中国特色“和合文化”的历史文化基因。
在全球战略传播的数字文化转向语境下，以及中国特色历史文化基因的浸润中，中国基于“和合”理念的战略指向尤其异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不断加强价值观联盟的现状下，中国更注重的是重构全球社会秩序和世界格局，促进人工智能治理以及全球治理，推动全世界共同发展。因此若要在战略传播的数字文化转向之际突破“高科技新冷战”之局，中国需要把握中国文化与价值理念的特色，秉持“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理念，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并以此助力全球秩序和格局重构，构建合作共赢新局面，推动全球共同治理，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对此，中国在理论、实践与经验资源等方面都存在优势。
（二）中国战略传播的理论发展进程
从学术史来看，尽管战略传播在西方已经应用于各个领域，但其战略传播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始于2007年《国际战略传播学刊》的创立，在西方战略传播发展日趋成熟的同时，中国的战略传播理论于21世纪初刚刚萌芽。且最早的战略传播理论仅局限于企业战略传播领域，对国家战略传播的探讨也只是对美国等战略传播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已有框架的分析。在此之前，中国国际传播有关战略的研究多针对对外传播战略，其带来的问题是国际传播主体单一，国家有关机构与媒体为主要战略主体。尽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的加强与推进，但此时战略传播还并未作为关键手段介入中国国际传播中。自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之后，中国国际传播发生战略转向，国际传播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此时单一主体的国际传播与发展现状及时代语境无法适配，战略传播相关研究因此才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新焦点。
中国战略传播与西方的不同在于，西方多是竞争和冲突叙事主导的战略传播，中国的战略传播则是合作与发展叙事主导的。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中西方文化语境、经验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不同，因此二者的底层逻辑就是互异的。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与倡议的底层逻辑——与中国语境与价值观念相适配。总之，这些理念与战略蕴含的是中国主流价值观念，即和合共生、协同万邦、合作发展。因此中国的战略传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体现了“为更多国家的发展提供机会和平台,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并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责任感和大格局”。
在契合中国语境和价值观念之外，中国战略传播在理论上也有突破。根据战略传播系统性和协同性的特征，系统理论、协同理论等理论资源被应用到战略传播的研究中，强调构建战略传播体系时要关注整体布局和系统协同。中国战略传播的发展与中国和合价值理念相契合。和合理念强调合作共赢，共享共建，协同发展。因此，中国战略传播发展区别于西方国家战略传播发展，不再着重凸显冲突与竞争的关系与叙事，而是注重价值观念、关系、信息、情感、认知等各个维度的融通与和合。这种发展得益于中国和合理念与战略传播的契合与融通，也正是二者的融通为构建基于和合善治理念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战略传播的资源优势与实践经验
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资源优势是多方面的，且经过长时间的尝试与创新，其实践经验也非常丰富。这种资源优势与实践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战略传播提供价值内核；二是依托数智技术进行战略传播的叙事转向；三是全媒体传播体系助力战略传播的多元协同与精准实施。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战略传播提供价值内核。文化最深层的内核是其蕴含的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又是战略传播的底层驱动力。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文化和理念资源。其中最鲜明的文化内核之一是“和合共生”：“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其作为强大的历史基因渗透到中国的战略传播当中，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底层理念。“‘和合’凸显了诸多要素之间的彼此交融、相互影响和互相促进，是统一状态的核心体现”，“共生”则体现了包容性。这正是中国战略传播的理念根基和底层驱动力，其决定了中国战略传播与西方战略传播存在根本性差异。“和合共生”也是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和倡议的文化价值支撑，凸显了其和谐统一、友好互鉴、分享机遇、共同发展的发展路径。同时文化及其价值内核塑造实践形态，因此中国战略传播实践在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经验借鉴的同时，也体现了“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可以认为，“和合理念是中国做好战略传播工作、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念”。
其二，依托数智技术进行战略传播的叙事转向。数智技术是中国构建战略传播体系的强大数字和技术资源，尤其在全球数智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掌握数智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战略传播中是极其重要的手段。不同于以往在技术层面处于被动的状态，如今中国在数智技术的发展中处于主动甚至领先地位，掌握了丰富且强大的技术资源，能够推动中国战略传播更好发展。从已有的战略传播实践来看，目前数智技术对战略传播的助力主要体现在战略叙事上，技术的渗透和卷入推动了战略传播的叙事转向变革。其中最突出的变革为战略叙事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战略主体、战略文本以及战略受众。首先，数智技术的发展对公众的赋能打破了固有的单一战略主体格局，公众成为新的战略主体进行战略叙事，战略主体从政府、媒体扩充到包括单一个体。其次，战略文本向视觉文本变革，视觉文本更加注重符号与修辞对意义的构建和塑造，同时传播叙事也由宏大的国家故事叙述转变为群体或个体的故事叙述。最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公众依托数智技术构建了全球交往空间，交往壁垒虽被打破，但文化隔阂愈加凸显，为了弥合文化隔阂，就需要针对不同受众进行精准叙事，因此在这个维度上战略叙事也发生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变革。
其三，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助力战略传播的多元协同。从现代传播体系、全媒体传播格局到全媒体传播体系，是中国战略传播在媒体层面的实践过程。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这一方面，中国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首先是不同媒体平台与渠道的协同。目前全媒体矩阵已经基本建成，如《人民日报》目前已经拥有报、网、端、微、屏等十余种载体，基本完成对不同平台与渠道资源的整合与平衡。其次是中央与地方的协同。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一个重点工作是国际传播，除了以中央为主体的国际传播工作，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投入到该项工作中，开始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并积极投入实践。“截至目前，全国各地的省级和市县级国际传播中心合计89家，其中2024年以来成立的就有17家”，这成为国际传播中重要的实践方式与资源优势。如四川省委宣传部牵头，四川国际传播中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星堆博物馆三位一体合作共建了三星堆文化国际战略传播平台等。而这一国际战略传播平台，无论战略目标，还是战略叙事，都是与国家总体战略传播相协调的。
二、借鉴与反向驱动：全球战略传播的发展与实践
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除把握中国的理论基础、实践经验与文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之外，还需要全面了解全球战略传播的发展历程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传播体系构建过程及其框架。一方面，尽管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与在地化，但其他主要国家在构建战略传播体系过程中的优势与长处也需要加以了解与学习。尤其在中国的战略传播体系与组织架构还不完全明晰的现状下，其他国家的思路与逻辑中的优势及不足将为中国提供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并不是一项独立于全球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工作，其最终目标是在和合理念的指导下反向驱动全球战略传播、全球合作甚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该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对中国战略传播资源与实践的梳理，更要依托对全球战略传播发展现状的了解。
（一）战略传播概念的发展与变革
尽管战略传播很早便起源于西方，但在国际传播和交往领域中这一概念正式被提出是在“9·11”事件后。“9·11”事件后，美国军方正式提出战略传播概念，其国防科学委员会在2001年的《信息传播管理特别工作组报告》中指出“精准的战略沟通可以设置议程并创造有利于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环境”。在美国战略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其定义与内涵不断被完善。2004年的《战略传播特别工作组报告》中，战略传播被当作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报告强调，战略传播工作必须强化关键主题和信息，并不断根据目标进行评估和调整。2006年美国国防部提出的《QDR战略传播执行路线图》中对战略传播有了清晰的定义：“战略传播是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进程和活动，其旨在理解和吸引关键受众，并通过协同信息、主题、计划、方案、行动以及其他不同国家力量要素来创造、加强或维护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条件与环境。”2009年奥巴马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国家战略传播架构》补充了战略传播的定义，指出战略传播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言语和行为的同步性以及它们将如何被目标受众所感知”；第二是“旨在与目标受众进行沟通和接触的计划和活动”；第三是组织机构间的协同作用。
英国对战略传播的定义与美国定义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强调了目标受众与协同这两个要素——“通过系统地、协同地使用战略传播手段影响个人、群体和国家的态度与行为，并最终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其中战略传播的总体目标就在于摆脱国家困境，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战略传播起步较晚，直到2007年才正式提出战略传播概念，且“北约国家在如何使用该术语方面缺乏共同点”。2009年的《北约战略传播政策》中将战略传播定义为“通过协调和适当利用北约传播活动和能力支持联盟政策、行动与活动——公共外交、公共事务、军事公共事务、信息行动、心理行动”，并以此推进北约的战略目标实现。
与美国、英国和北约不同的是，俄罗斯并不直接使用战略传播这一概念和术语，而是将“信息战”等同于战略传播，因此其对战略传播的理解是：“利用信息战等手段和形式不断争夺所有信息领域的霸权和控制权。”根据俄罗斯对信息战的界定，“它是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的结合，旨在影响目标受众的信息心理空间”。
（二）全球战略传播发展与实践的核心特征
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战略传播内涵与实践发展过程的梳理，本研究发现其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本国优先”的战略传播观念指导。从世界主要国家战略传播内涵变革与发展过程中，不难发现其战略传播的底层观念以“本国优先”为主。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其叙事路径也以“竞争叙事”为主。这与中国的战略传播实践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战略传播在和合理念的观照下，其主导叙事方式为合作叙事、互惠共生等。这一差异的出现主要源于各国战略传播发展的底层价值观的不同，以及世界格局的影响。
第二是重视媒体作用。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传播发展中，媒体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组织架构的构建以及战略传播实践中，媒体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传播组织架构中，全球传媒署（前身为广播理事会）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全球传媒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战略机制：全球传媒署的主要战术为向特定国家强化信息供给、向特定国家受众提供应对网络封锁的技术手段、开展媒体合作传播、建立海外受众网络、扮演新闻代理人的角色。北约则注重社交网站与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北约在构建战略传播体系之初就已经注意到社交网站和媒体影响关键受众对北约行动的感知。俄罗斯对媒体的重视更甚，由于俄罗斯以信息战为主要战略手段，且其战略目标之一是“在国际上形成对俄罗斯的客观认知，加强其在全球信息空间中的地位”，因此其战略传播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对媒体的充分利用及与媒体合作。澳大利亚同样注重媒体作用，但又并不完全依赖媒体，因为如果完全依赖媒体与公众沟通，则会面临无法直接接触公众的风险。因此，澳大利亚战略传播强调用非媒体传递系统补充媒体计划。
第三是组织架构的不断完善。组织架构的完善对战略传播的系统性与协同性来说尤其重要。相较其他国家来说，美国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和职能分配最为成熟，如图1所示，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其强调战略主体言行一致以及各部门与机构之间的协同作用，同时关注受众以对战略传播效果作出衡量与评估。北约的战略传播体系的组织架构也相对完善，其主要分为三个层级：由北大西洋理事会统一领导；军事委员会、战略司令部、北约发言人等其他组织和机构协同运行，包括战略制定与战术实施等；最终传达给受众。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的战略传播都依据其国家发展现状、全球语境、时代背景不断发生变革和完善，不同国家战略传播的优势与不足为中国构建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经验与教训。首先，西方国家“本国优先”的战略传播观念和叙事风格带来的大多是冲突与竞争，这为全球合作的进程设置了阻碍，也与中国的和合理念相悖。这意味着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时需要摒弃这一战略传播观念，并明晰指导中国特色战略传播发展的底层价值理念，即和合善治。其次，西方国家注重技术与媒体在战略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且拥有丰富的媒体战略传播实践经验，并在该领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需要以此为鉴，重视媒体的战略作用，丰富媒体在该领域的实践经验。再次，西方国家，尤其美国构建了其战略传播组织架构，并日渐完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的构建与完善为西方国家的战略传播实践提供了组织与体系化保障。因此欲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就需要完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以将协同作用最大化。最后，尽管西方国家已经注意到公众的作用与精准传播的重要性，但并未构建完善的受众分析以及效果评估体系，从而也并未将精准传播与效能评估的功能最大化。基于此，欲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就需要关注受众以及效果分析，构建完善的效能评估体系。
三、 和合善治：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构建
基于当下全球语境和时代背景，以及全球各国战略传播的发展历程，中国在战略传播的发展中需要分析国情理清核心问题，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需要依托于中国的特色价值理念、发展现状以及具体实践经验。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资源优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战略传播的价值内核，以及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两者是相互支撑的。从文化资源来说，价值观念是文化最深层的价值内核，有了中国特色文化内核与价值理念的支撑，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与组织架构等。同时，中国的战略传播实践也需要强调对价值理念的传递，战略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传递行为，更是一个持续不断传递文化价值理念的动态过程。因此，战略传播中的价值理念认同也成为战略传播目标实现的一个新的维度。从智能技术层面来说，其不仅是战略传播的手段，更推动战略传播虚拟空间的构建，同时深刻影响战略传播的新主体的形成，并对战略传播流程甚至整体产生深刻的影响。数字智能技术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就技术利用本身而言，虚假消息、信息茧房、深度造假等在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制造或加深了信息冲突，就技术对文化的影响而言，其在世界交往中加深了由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而在中国和合文化中，面对这种危机和冲突，必须建立“共商、共治、共建管控机制”，以此“平衡照顾各国家利益”。因此，在利用数字智能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其进行治理，这是国际战略传播，尤其是数字智能时代的国际战略传播的重要环节。综上所述，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需要符合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以“和合”价值理念为战略传播的核心与底层价值理念与行为逻辑；二是智能技术的充分渗透；三是注重数字智能技术利用的治理。综合这三个特征，本研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需要将“和合善治”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纳入其中，并以此为实现全球善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基于以上论述，要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是，如何在虚实混融的全球交往空间中，基于和合善治理念进行战略传播实践，即建立什么样的基于和合理念推动中国战略传播实践发展的机制。
（一）虚实混融的战略空间构建
随着时代和语境的变迁，战略传播的空间发生了迁移，虚拟空间成为战略传播重要的活动空间，这也导致了国际话语权争夺战场的转移。虚拟空间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其缩小了国家、群体、个体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文化、情感、身份等维度的距离并没有消失。物理距离是可测量的，与物理距离不同的是，这些维度的距离只是可感知的。这也是战略传播需要在虚拟空间中活动的原因之一，仅可感知的距离需要通过战略传播从感知到认知上加以缩短。传统现实空间中的战略传播，无论是信息传递层面上，还是关系构建层面上，都需要克服物理距离的障碍。而由网络技术架构的虚拟空间充当了实现移动性的平台，其特点为“作为信息空间，作为传播媒介以及由技术系统形成”。从信息传递和关系构建层面来说，其更具可操作性和便捷性。虚拟空间作为战略传播新的战略空间，其形成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因为虚拟空间是在不断扩大和延展的。在发生扩大和延展之前，虚拟空间被构建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或网络社区，如社交媒体作为网络平台，为战略传播主体提供交往和对话空间；又如维基百科被视为政治争夺的虚拟空间和战场，维基百科中“诸如关于耶路撒冷或唐纳德·特朗普的争议性文章正在被活动人士编辑和修改”。发展到现在，所有社交媒介、网络平台与社区等共同构建了战略传播的整体虚拟空间，战略传播不再仅存于单一网络平台中，而是在整体的全球虚拟空间中发生。
虚拟空间之所以成为新的战略传播空间，其原因之一是“虚拟环境是一个有用的空间，可以尝试影响人们从令人厌恶的立场转向更喜欢的观点。网络空间允许一个国家试图影响另一个国家、部分或全部全球人口，特别是其本国公民”。这正是数字智能时代中战略传播的重要目标，即在认知层面上影响受众。
尽管虚拟空间中的战略传播非常重要，但虚拟并不是现实的替代品，智能技术成就了一个虚拟与现实融合的平行数字化世界，尽管边界被消解，这并不意味着虚拟空间的战略传播是现实空间的投射，因此两个空间中的交往形式、关系构建等层面存在差异，但同等重要。鉴于此，中国在进行战略传播实践时，需要注重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结合与交融，只有构建一个虚实混融的战略传播空间，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战略传播效能，实现战略目标。
（二）多维交织的战略主体格局构建
由于战略传播空间的转移，战略传播主体格局也发生了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同一主体的二维战略传播主体格局。二维指涉的是同一主体的实体身份与虚拟身份。现实主体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起虚拟身份，成为虚拟空间中的战略主体。现实中的战略主体，无论是政府、组织、群体还是个人，其在虚拟空间中都有对应的虚拟身份。对于社交媒体平台来说，其虚拟身份呈现为社交媒体账号的形式。不同实体的虚拟身份作为新的战略传播主体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虚拟维度的战略主体格局，同时实体主体在现实空间存在现实维度的战略主体格局，实现了同一主体的二维战略传播主体格局构建。第二，智能主体参与构建战略传播主体格局。智能主体加入战略传播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智能主体对战略传播的影响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尤其明显。当下国内外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充斥着大量社交机器人，如果说最初的社交机器人是作为信息传递工具而存在的话，那么当下的社交机器人则作为新的主体参与到战略传播当中。社交机器人被视为活跃的社会行动者，主动构建关系、发生交往行为。如微博中的“评论罗伯特”，其作为社交机器人，主动对其他用户的微博进行评论、参与不同微博话题发布微博、与其他人类用户和虚拟用户建立互相关注的关系，这种社会互动行为加强了社交机器人在战略传播中信息、关系以及行为维度的卷入，深化了其作为新的战略传播主体的作用，扩展了战略传播主体的范围，丰富了战略传播主体的类型，重构了战略传播主体格局。第三，主体格局由层级式向网络状变革。层级式的战略主体格局主要存在于现实空间中的战略传播，层级式的主体格局是在时空与现实空间的传播结构限制下形成的，因此其与现实空间的传播结构几乎同构。虚拟空间的战略传播对这一格局形态进行了变革，中心化的主体格局受到互联网节点式技术结构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去中心化的主体格局逐渐被构建。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同一主体的二维主体格局、智能主体参与构建的新主体格局还是网络状主体格局，其中任一形态都不单独存在，而是互相交织构成多维交织的战略传播主体格局。这种多维的、多位一体的战略传播主体格局的构建，也正与战略传播意义共创的转向与发展趋势相契合。
（三）战略渠道的协同网络构建
战略传播渠道是信息卷入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国和合善治价值理念向外输出、触达认知的重要环节。只有实现触达这一环节，国际公众才能对中国特色价值观念有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与认同。信息卷入作为战略传播流程中的重要环节，受到智能技术的影响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渠道网络的构建是其变革之一。在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过程中，战略渠道网络的构建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切入。
首先是丰富的战略传播渠道选择。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是提高战略传播效能的重要环节之一，只有由丰富的战略传播渠道构建渠道网络，才能满足战略传播的实践需求。而媒介渠道的丰富性可以“通过交往中通常遇到的信息的能力来衡量，例如即时反馈、多重提示和语言多样性”，这意味着丰富的渠道对及时反馈、精准传播、多模态话语具有重要作用，也足以证明丰富的战略传播渠道在信息卷入过程中的重要性。
其次是不同战略渠道的合作共建。丰富的战略传播渠道为战略传播提供多样选择，而单一渠道无法全面、清晰地进行信息传递。尤其中国的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形式多样，中国特色价值理念要触达国际公众，离不开丰富的战略传播渠道的协同作用。在战略传播中，组织需要“扩大沟通渠道满足组织内部的沟通需求”，从而推动组织的运作，政府或其他战略主体也是如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也凸显了不同战略渠道合作共建的重要性。如上海报业集团打造《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共建、共享、共用的全新上观新闻客户端，这一举措促成三大报形成合力；浙报集团旗下的潮新闻客户端则是对浙江新闻、天目新闻、小时新闻三家客户端的合并。无论是上观新闻客户端还是潮新闻客户端，都是战略渠道协同的系统性变革，该举措意味着不同战略渠道协同合作的战略传播体系势在必行。
最后是中国特色App矩阵的搭建。TikTok作为短视频分享与交流平台在国际公众中风靡，其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中国文化及其蕴含的价值理念在国际公众中的传播与渗透。Temu乃是拼多多的跨境平台，其在国际公众中的广泛使用，使国际公众对中国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认识更加深刻。小红书同样受到国际公众的喜爱，尽管其热度在TikTok之后，但其兼具Instagram和Reddit功能的独有特色，使其得到了大规模的认同。尤其小红书对中国文化与价值理念的传播与推介，使其在战略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小觑。《黑神话：悟空》作为一款走向国际的游戏，在场景设计、角色设计等方面融入了大量中国风元素，同样成为中国战略传播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中国特色App作为重要渠道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广泛使用，且在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构建战略传播渠道网络时，需要注重中国特色App矩阵的搭建。
（四）基于和合善治理念的战略叙事体系构建
叙事是战略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中“战略叙事是各国表达其利益、价值观和对国际秩序的愿望的工具”。因为叙事是实现沟通和对话的重要手段，其“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并限制了我们的行为”，基于和合善治价值观的战略叙事将对受众行为产生影响，而行为上的影响是战略传播的重要落脚点。因此，基于和合善治价值观进行战略叙事是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关键环节，其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实现。
第一是将和合善治价值观作为底层价值理念，将其视为战略叙事的重要支柱。其原因有三。首先，对于战略传播来说，最好的战略叙事要把握四个要素，即有效的沟通、基于价值观和规范的对话与文本、词语和语法的准确使用以及最佳的传播渠道，因此价值观是对话和叙事的基础。且战略叙事的吸引力在于其“基于文化和价值观、政策的理性和情感两者或其中之一”，从这个层面来说，文化和价值观念是提高战略叙事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其次，和合是应对全球危机和矛盾的最佳方案，“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因此，在全球交往中冲突与矛盾频发的当下，和合提供了一个路径和理念。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的提出，其中的核心价值理念都是和合，合作、共建、共享都是和合理念对中国战略传播发展的要求。最后，治理是数字智能时代中国特色战略传播的战略要求，全球善治对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愿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将和合善治价值观作为战略叙事的底层价值理念，并将其作为吸引力元素融入战略叙事是实现有效战略叙事的关键切入点。实际上中国的战略传播在该层面的叙事特征已有所凸显，如人工智能治理方面，中国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以人为本”为理念，以“智能向善”为宗旨。该叙事将和合善治价值观融入其中，彰显了其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二是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价值观蕴含在文化中，文化资源则是价值观的载体，因此若能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战略叙事，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传递中国特色价值观念，并增强战略叙事的吸引力。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是丰富多元的，神话、传说、典故、戏曲等，其中都蕴含着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念。范·诺尔特（C. Van Noort）和科利（T. Colley）指出，“借鉴神话是使战略叙述更具说服力的一种方法”，尤其每重复援引一个神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略叙事的说服力会更强。其他的文化资源同样如此。因此，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优势，是加强战略叙事说服力、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第三是合理运用数字智能技术于战略叙事中。数智技术的发展促使战略叙事的形式和文本更加多元化，单一的文字叙事已无法满足当下战略主体对战略叙事的需求，也无法加强其对战略受众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因此数智技术应被运用在战略叙事的文本创作中。其中视觉叙事应作为重要手段运用在战略叙事当中，这主要源于三个方面。首先，图像、视频等视觉文本不是类似于文字的单一叙事，大多数时候一个视觉文本呈现的是多元叙事，其“能够改变范围、提供额外的层次并提供呈现信息的替代形式”。因此从信息摄入层面来说，视觉叙事优于文字等单一叙事。其次，人类感官呈现视觉偏向特征，视觉是人类摄入信息的主导感官，因此在选择信息时，视觉文本成为受众的首选。最后，“视觉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唤起记忆”，因此视觉叙事更容易引起受众情感共鸣，实现意义理解。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视觉文本的创作以及视觉叙事提供了多元、便利的技术支持，诸如神话、典故、戏曲等中华文化资源的可视化都依靠数字智能技术的支撑。因此，充分运用数字智能技术于叙事中是构建基于和合善治价值观的战略叙事体系的重要手段。当前已有众多基于中国神话制作的AI微短剧，如由央视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工作室联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元宇宙文化实验室合作推出的《中国神话》系列AI神话微短剧，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视觉信息，有效提升其战略传播效能。
（五）战略受众反馈体系构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是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关键举措，其在强调国际传播整体战略的系统性、关键战略要件之间的协同性的同时，也指向了战略传播效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的重要性。效果的评估与反馈一直是完善战略传播工作的重要环节，因为战略传播评估“为更好地进行战略沟通提供确凿的证据和行动的依据”，而评估则来自受众反馈。从“国际传播能力”到“国际传播效能”再到如今的“效力”，尽管在评估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到的影响因素愈加复杂多元，但受众的重要性一直在凸显。一方面，受众是战略传播最后的信息流向，同时也是效果反馈的重要环节，因为“战略目标是否实现，需要看受众是否完成战略传播中的语义理解，也取决于受众是否被战略传播策略说服”，这些在受众反馈中都能得以呈现。另一方面，战略传播主体需要在受众的互动反馈中引发共鸣和共情，从而使战略叙事更广泛地被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实现传播的有效落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战略传播主体在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应关注不同区域、不同国别传播对象的需求和特点，找准关键受众、做到精准传播，只有如此才能使受众在最大程度上理解与接受战略传播话语。综上所述，完善的受众反馈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与要素，只有做好战略传播效果评估、构建受众反馈机制与体系，才能更好地实现精准战略传播，针对多元受众制定相应战略与战术，最终提升战略传播效能。
虚实混融的战略空间、多维交织的战略主体格局、战略渠道的协同网络、基于和合善治理念的战略叙事体系以及战略受众反馈体系是基于和合理念推动中国战略传播实践发展的机制。且无论哪一层面，其都已经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与现实基础，无论是技术工具的应用还是和合理念的嵌入，都为构建基于和合善治理念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奠定了基础。
结 语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力量格局的进一步嬗变，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全球治理格局呈现出新的样态。面对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家决策层和舆论精英群体把“中国崛起”视为“全球十大风险”之一，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指责中国正在利用科技传播等方式对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渗透。面对这种“本国优先”的狭隘价值观，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书写，逐渐勾勒出中国全球治理的愿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全球危机与挑战中，中国全球治理的愿景更加彰显了中国方案与智慧。因为全球共同治理是基于和合文化价值观念提出的，其以和合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破题方案，且这一方案正在逐步向全球范围辐射。例如，作为中国和合文化的发源地，台州自2019年着手建设和合文化海外驿站，目前共建有和合文化海外驿站29家；授予多个国家和合文化传播者代表“和合文化传播大使”称号；并在2024和合文化全球论坛中与多个国家的城市共同发布“友好城市深化文化经贸交流合作倡议”。这是构建基于和合文化理念的关系与合作网络的有益尝试，有助于应对全球新的挑战，进行人工智能治理，实现和合善治。在实现全球治理愿景的过程中，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是其战略层面的策略之一。总之，和合善治作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的理念创新，是基于中国和合文化价值观念的创新，其体现了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协同万邦的理念。
将该理念置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中则凸显了战略传播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协同性。战略空间、战略主体、战略渠道、战略叙事与战略受众反馈五个层面包含了战略传播的完整流程，这五个层面应互相协同，最大程度上发挥其系统性的作用，而不是彼此独立。将该理念置于全球视野中，和合善治则蕴含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行为方式。因为在当下复杂多元的环境中，这一创新理念不仅关涉本国利益，还试图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共建、共赢、共享与共融，推动全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在和合善治创新理念下的中国特色传播体系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全球共同治理的愿景。
值得强调的是，和合善治的理念创新与构想在实现的过程中或许面临着不同层面的困境，尤其是推行该理念时面临的多元文化障碍、不同认知差异。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基于和合善治理念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以及落实行动时，需要着重考虑文化因素对战略传播战术制定以及效能的影响，以实现针对不同文化与认知的精准战略传播。
作者简介：陈虹，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张文青，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
该文章曾作为2024和合文化全球论坛的交流文章，入选论文集，后经作者改动，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67-81页）。
